《文子·道原》：怀天道，包天心，嘘吸阴阳，吐故纳新。

问题的关键在于，去人欲与存天理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在朱子学中，存天理应当是涵养的工夫，去人欲则是慎独察识的工夫，两者分属未发和已发的不同阶段，是互不统属，但互相促进的关系。【46】 只是致知和此前只是诚意的表述形成鲜明对比，表明阳明理解的《大学》工夫条目的重心，在此时确实发生了转移。

13王阳明:《传习录》第119条，《王阳明全集》卷一，第39页。曰：当自有无念时否？先生曰：实无无念时。当然，关注焦点转移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诚意、格物在致知工夫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他说：既去恶念，便是善念，便复心之本体矣。若从工夫之依据和动力而言，则对阳明来说，由诚意统领的格物工夫受到本体指引和推动，并在一部分情况下还是完全出于本体的工夫。

龙场悟道的基本结论实质上就是‘心即理，但这一思想的具体表述与展开最早见于《传习录》上徐爱所录。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因此，中国的公私观是：在差序格局，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

二则在成德教化的角度，孝弟为仁之本是期许在孝的自然根基上，生长出仁义忠信的美德，而不是以家庭内的孝为人类社会的唯一伦理道德，也即不是以孝为中心、为满足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儒学 经学 玄学 一、重新审视魏晋南北朝儒学衰落说 魏晋南北朝儒学衰落，是中国现代史学兴起以后思想史领域的一大问题。对于兼具哲学和史学属性的思想史研究来说，关注、抉发各种思想变化，尤其是那些富于时代特色的新思潮，不仅理所当然，更有重大价值。这是兼顾今、古文经学的内容安排，所呈现的是魏晋以来经学、儒学继续发展的场景。

这就继承和发展了汉儒亟言圣人所阐本乎天道可为永则，以改变上亡以持一统而下不知所守局面的论旨。又《北堂书钞·艺文部》引《四民月令》云：十月，砚水冻，令幼童读《孝经》《论语》。

结合前文所述学童读经之况，恐怕这正是由于它们长期作为小学教材，普及程度相对较高的缘故。又《庄子·骈拇》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郭象注曰： 夫与物无伤者，非为仁也，而仁迹行焉。《韩氏易传》及董仲舒等人的同类论述，是汉初革命以来儒学自由发展之时的经师之说，到儒学获得独尊地位、成为官方学术后，其说仍为后学相承讨论。三是女性教育及其读本也渗透了儒家崇尚的伦理准则和女德观念。

不少学者迄今仍倾意于玄学相较于以往的本体论、方法论变革，及经学的日薄西山或僵化不堪来解释其兴起，就像另一些学者常把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史学发达、子学流播等事态归因于儒学衰落一样。家贫无以自资，且耕且学。微也者，取乎幽微而不可睹也。其时儒生真可谓志虑忠纯而生机蓬勃、锐气逼人。

由此即可直观地看出《五经正义》和后续四经注疏之所承。古文经学代表的经学发展，从儒经内在学理的探讨，到外在形势的理论需要，各有旨趣，相互激发，是为其著述如此繁富的动力所在，其中大都应归为结合实际的学术前沿讨论和总结。

而于是策书改，即《论语》亦俱改矣。《文心雕龙》首列《原道》《征圣》《宗经》篇，似亦受玄学影响，然其阐天下文章原出玄圣创典，素王述训，各种文体本乎五经，实为经学主导并渗透于文学理论的典型。

当时朝士干济而通经如王朗、华歆、卫觊、刘劭、傅嘏、崔林、高柔、钟会者不在少数，学养深厚如高堂隆、王肃、郑冲、荀等亦不乏人，故正始议圜丘应者寥寥，要非人罕通礼，而必别有其因。《隋书·经籍志一》经部后叙述其著录之书： 凡六艺经纬六百二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清儒对此多有梳理，近年学界更着力还原其中部分问题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背景和内在脉络，可见其往往始于某一经文的阐解而遍涉五经相关内容，及于前贤之释和史、子所说，从而形成郑、王等不同学派、倾向和立场之争，其中既有结合实际、利害切身的部分，也有相对纯粹的学理探讨，又不时交织以致风起云涌。尽管也有持论相对中允的讨论，但整个20世纪，学界对魏晋至隋唐经学、儒学演变大势的勾勒，仍可说是以衰落说为基调润色而成的。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盖宽饶引前儒所说论政言禅被视为大逆不道，实即今文家原心定罪的套路，是一段时期以来格外强调纲常的结果。

驰骋烦言，以紊彝叙，成俗，而不知变，此学者之蔽也。这些都是现代学者不能接受的看法，孔子及七十二子之学，又何尝不是像其他诸子那样，在争相立说的竞争和杂取各家成分中形成？包括儒学在内的所有思想、学术，凡能开放包容、广采博收则发展壮大，凡自闭墨守必僵化死亡，故若以玄学、释、道羼入其间即以为儒学失色，无异于持僵死之道而诋生长之蓬勃。

然而天下奔驰，弃我徇彼以失其常然。其典型如曹魏钟会曾为母作传，自述幼少时之课业曰： 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

正是这一过程，使王朝体制具备了通过有序易代消解统治危机的途径、机制，由此极大地影响了整套制度和社会各领域的发展进程，而这数百年中接踵相继的禅代探索和实践，也构成了此期古文经学长盛不衰的一大动力。考虑到女性所具知识、观念对家庭与社会教育特有的影响，敦煌文书所示西陲女性教育和读本之况，自是儒学常识化具体而微的体现。

这说明其事已难袭用作茧自缚的今文经学，但也不能完全离开经学另立理据。如宋齐时吴郡盐官人顾欢： 年六七岁昼（书）甲子，有简三篇，欢析计，遂知六甲……乡中有学舍，欢贫无以受业，于舍壁后倚听，无遗忘者。这类转折首先冲击的自是官学或庙堂之儒，但其至晋复兴之势极为明显，至于诸私家之学的绵延与后劲亦史所公认。可见魏晋南北朝历次禅代虽牵动相关经文的诠释态势而生纷歧，然以晋唐《论语》学本身而言，何晏等所释显然仍因其合乎学理多得认同，即便被南北儒生订补充实，亦属其影响甚大得以汇聚诸家之说而不断发展的体现。

颜氏所述实为儒学常识化对南北朝学贵博涉之风的影响，可见魏晋玄学援引老、庄而另辟蹊径的缘由。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

质言之，玄学兴起与同期开启的文学自觉和史学发达相类，既不是也无须以儒学衰落为前提，而恰恰是儒学常识化导致儒学自身及相关学术、理论发展的一系列新生态、新趋势之一，不妨视为普及与创新提高常相关联的例证。凡此诸端，均表明历经汉末劫难的儒学，至曹魏明帝以来，已在迅速恢复之中。

《齐民要术》引崔寔《四民月令》述正月之事： 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太学，学五经（谓十五以上至二十也）。此实经籍文体升降，前后一大关节。

可以认为，玄学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各家之说在异同离合中彼此碰撞、激发，最终俱得相应发展而非对冲零和关系的状态，也为如何看待思想、学术史层面上的儒、释、道关系提供了借鉴。最后，经本所取侧重于南，即除何休《公羊传解诂》、郑玄笺注南北通行外，王弼与韩康伯《易》注、《尚书》孔传、《左传》杜预注、《穀梁传》范宁集解，为东晋南朝所持续流行。而诸玄学代表人物所以其语玄远而所说痛切，也无非独尊儒术至于东汉以来，前贤不懈建立和神圣化的名教和天道均已凸显严重的问题。经几代学者反复切割界定的玄学研究，在揭示其哲学突破和思想解放的内涵上精彩纷呈，但在玄学究竟为什么兴起及其对汉儒的继承与发展上，却往往仅就儒道兼综等玄学派生问题理其渊源，而忽视了人们何以要关注老、庄，以及何以要开掘多种思想资源来追寻解决的根本问题，也就多少有些脱离历史实际。

本文限于篇幅未及详论的，如儒、释、道关系的展开，所呈现的是道教转型和佛教中国化不断兼容儒学、靠拢名教的大势，以至三家主流终视彼此为殊途同归，这当然也是儒学因应宗教挑战和社会秩序整合问题的发展过程。无论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核心价值的流行均会自然而然与功名利禄相伴，又不能不因此而丛生诸如说教、僵化、矫揉、伪滥之弊。

然则道、玄、深、大、微、远之言，各有其义，未尽其极者也。晋武帝所立五经博士19人，学界认为其多承曹魏而来，荀崧列举的各家，除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尹更始《春秋穀梁传章句》属今文家外，其余皆古文家。

钟会为名公之子，学历之系统堪称典范，其进阶大略仍循《四民月令》所说14岁前在小学，15岁入大学进修深造，不过其小学所习已以五经为主，而书、数训练当在其8岁前诵《孝经》《论语》时同步进行。各地的割据和南北对峙争统，以及学术重心常在士族世家而呈区域化特色，自亦增加了经解义说的头绪和支派。